上海、深圳近日打破一线城市“缄默”的局面，公布今年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距“国八条”规定的“大限”只有两三天，目前仅有40余个城市公布了年度“限价令”，众多一线城市仍“按兵不动”。
已揭晓“谜底”的部分城市“控制目标”也引发争议。楼市“限价”怎么变成了“限涨”?地方政府“定价”的依据是什么?地方“问责”如何避免“软执行”?围绕三大疑问，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记者跟踪40多个公布房价“调控目标”的城市，没有发现一个“降”字。这些城市普遍“描述”了允许房价上涨的区间，涨幅大都在10%左右。
对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说，不排除一些地方选择参照系时避重就轻、目标过于宽松的做法。“若一些地方房价水平已较高，仍然制定了太过宽松的目标，则不利于地产市场调控;有些地方政府担心被问责，定出高目标，这种心理也是不可取的。”
“国八条”提出，各地根据“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确定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但记者发现，已出台“控制目标”的地方，大多参照了前两项标准，鲜有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为参照。
对此，西安市民黄女士很纳闷：三大标准中，为何独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是一些地方“选择性遗漏”?还是居民支付能力无足轻重?
关注各地出台的房价“控制目标”还发现，各地采用的基数不同。如合肥、上海等地的控制目标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而兰州、银川等地则以“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为基准。
“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的计算方式包括保障房在内。而保障房价格很低，能够拉低住房整体价格水平。这意味着商品房的涨价空间就会大幅增加。政府控制房价的绩效就失去了意义。”陈国强说。
对于这些问题，王珏林表示，按照国家制定政策的初衷，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衡量体系是多元的，一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理解显然有偏差，也不排除“选择性失明”的可能。
“国八条”提出，对未如期确定并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年度控制目标的，有关部门要视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上海市民刘险峰对记者说，“问责官员”并不是新鲜词，但为何鲜有对房地产调控不力的官员和部门“问责”的先例?“问责”不光关系到百姓对政策实施的信心，还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不能仅停留于文件。
据“新华视点”
新华社昨晚播发住房城乡建设部通知，要求各地在确定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时，要在本地区内听取社会的意见，使各地调控目标的制定科学合理，并取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已经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城市，也要以适当的方式听取社会的意见，并根据听取意见的情况，酌情调整已发布的调控目标。通知还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督促所辖各城市做好上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