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2010年7月开始的新一轮物价上涨，主要是2007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造成的，集中表现为货币太多、流动性过分充裕。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全球石油价格、粮食价格、资源价格的上升对中国消费物价影响预计在30%至40%之间。这说明，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主要不是输入性的。具体来看，从2003年到2010年，人民币贷款余额从15.9万亿元增加到47.9万亿元，7年间增加了32万亿元，2010年为2003年的3倍。在这六七年时间里，M1（流通中现金加上活期存款的和）和M2（M1加上定期存款、储蓄存款、信托存款等的和）年均增速均超过年GDP增速与CPI上涨率之和，差距达5个百分点，从而造成流动性过分充裕。其中，2009年和2010年M1和M2增速最高。这是通货膨胀抬头的根源所在。
2009年和2010年大量的货币投放，缘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需要。在中央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的带动下，各地大步跟进，2009年和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达到22.46万亿元和27.81万亿元，分别占当年GDP的65.9%和69.8%。在大量的贷款和投资之下，我国经济在世界率先回升向好，但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也强化了粗放扩张，恶化了经济结构，特别是形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由于这一轮通货膨胀是较长时期货币供应过多的结果，也包括生产成本增加的因素，还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因而治理的难度较大。那么，怎样应对这一轮通货膨胀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视通货膨胀问题。中央高度重视抑制通货膨胀，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是，并不是各级政府和各个方面都对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有足够的重视。不少地方对通货膨胀的危害认识不足，仍然热衷于争投资、上项目，要求放松宏观调控政策。必须看到，通货膨胀不利于理顺资源产品价格，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仅如此，通货膨胀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要求也是背道而驰的，因为通货膨胀会降低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在通货膨胀中低收入者受损最大，因为低收入者恩格尔系数高，而在我国历次通货膨胀中首当其冲的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从而大大加重了低收入者的负担。因此，通货膨胀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同现阶段缩小收入差距的迫切要求相背离。所以，通货膨胀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势必妨碍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改变负利率状况。如果利率低于物价上涨率，实际利率就是负值。负利率不利于宏观经济正常运行，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负利率的最大受害者同样是中低收入者，而富人如房地产商则可以靠低利率贷款发大财。那么，为什么负利率的局面难以改变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负利率使资金成本低，有利于经济的粗放扩张，有利于短期GDP的快速增长。通货膨胀往往造成负利率，而负利率又带来对资金的过旺需求，不利于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因此，把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要尽快使实际利率由负值转为正值。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时，就曾经实行过银行储蓄存款保值，并取得了成效。这说明，负利率是不利于治理通货膨胀的。
第三，保农业、保粮食。在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水平，最直接、最重要的举措就是保农业、保粮食。我国历次物价大幅度上涨都是从食品价格上涨开始的，这一次也不例外。2010年CPI上涨3.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7.2%;2011年1月—5月CPI上涨5.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达到了两位数。稳定物价，首先要稳定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保障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应，真正地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虽然我国农业连续多年丰收，这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利因素，但我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只能算比较充足，不能算十分充裕，粮食供求是紧平衡。种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比较利益目前太低，农民种粮收入大大低于其外出务工收入。很多发达国家都对本国农业实行高补贴政策，我国财政支出用于“三农”的部分还应该大幅度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