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7年末的美国次贷危机至今已经进入到了第四个年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其间虽然有各国政府多次联合磋商和救市、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流动性危机的冲击，但现在看来，全球经济特别是这些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可持续的、内生性复苏，反而进一步演变为欧美主权债务危机。
自G20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以来，如何衡量并约束全球经济失衡，推动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各国关注和争论的一个焦 点问题。
在已有的约束条件下，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也较为清晰，即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效率，实现集约化发展。
这一转型目标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但从具体的进展看，转型的推进并不容易，其中，金融体系作为配置资金资源的核心环节，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无疑需要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在外部和内部多重因素推动的转型之下，经济转型本身正在产生大量新的金融需求，这些都将为金融转型提供新的增长点。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包括国际收支从原来的双顺差逐步转为国际收支的平衡，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并逐步成为平衡外资流入、乃至部分贸易顺差的力量，会逐步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趋势。
根据外管局披露的2010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108亿美元，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而德勤发布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为62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57倍。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和直接投资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就是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运用，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但是在这些对外投资业务中，国内金融机构参与程度非常低，绝大部分的中介业务都是由国际知名投行承担，而且近年来，无论是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还是中资企业主导的海外投资并购，出现了不少值得深入总结的案例，这其中除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动荡加剧、面临政治文化阻碍等客观因素之外，缺少本土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支持参与，中方缺少相关的金融服务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方在投资过程中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
总体上评价，当前现有的金融机构在海外业务的拓展能力方面已经明显落后于实体经济的步伐，而且阻碍了中国经济全球扩张的步伐。
根据Levine(1996)的“投资引导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直接刺激了跨国银行业务的发展，而且银行国际化还能够反过来引导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即银行的功能是双重的，既能够发挥“跟随者”，又能发挥“领导者”的作用。
本次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利益对外扩张的进程，国内金融机构不应缺席。
中国经济海外拓展的另一大趋势体现为人民币自由兑换与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应用，这一进程将会对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在新业务开展、银行境外机构扩张、银行商业模式等多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