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个“教育培训公司”，声称花钱培训就可获得世界名校文凭，还制作“山寨版”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网站自我认证，骗取信任。北京市警方近期破获一系列“山寨洋文凭”案，查实200多名企业高管“上钩”，被骗金额上千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看守所里，听造假者余某揭开“山寨洋文凭”的地下产业链。
速成路线图：国内开班、美国考察、新加坡答辩
2008年经业内人士介绍，余某得到“哥伦比亚国际学院”授权，可在国内以这所“世界名校”名义招生办学。
随后，余某租用北大资源大厦的几间办公室，挂牌“哥伦比亚国际学院中国管理中心”，并对外招收MBA(工商管理硕士)、DBA(工商管理博士)课程的学员，聘请老师并租用场地给学员授课，组织答辩。
“除了在国内学习，还会组织学员去美国一次，费用由学员自己承担。”余某说，“一般也就4天时间，说去美国学习，实际就是考察，到处看看玩玩。”
“论文答辩一般安排在新加坡，其实也就是走个形式，不可能不通过。”他说。
速成“洋文凭”费用高昂。“硕士5万多元，博士9万多元，这是我们一般的收费标准。”余某说，不管是MBA还是DBA，只需一年时间，学员就能拿到“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学位。
据海淀区检察院办案人员介绍，2008年到2010年，余某伙同另外两家公司负责人，以招收“哥伦比亚国际学院”MBA、DBA课程学员为名，共收取学员费用207万元。
那么，企业高管们花钱买来的“洋文凭”是真的吗?只要查询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就会发现，所谓的“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并不在教育部公布的美国大学名单之列，这所学校颁发的文凭没有得到教育部承认。
运作产业链：招生、培训、发文凭
余某此前在北京中关村从事技术工作，看到不少人开公司倒卖“洋文凭”发财后，他也选择了这条“生财之道”。“这个地下行业已存在10多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办理过多起“山寨洋文凭”案的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饶明党说，犯罪嫌疑人设立教育咨询类公司，以公司名义招聘员工，公司之间通常会分段负责招生、培训、论文答辩、颁发学位、学历认证各个环节，“一条龙”的运作模式明显。
余某与另外两家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分工负责，收入分成。学员通过答辩后，由他颁发“哥伦比亚国际学院”的学位证书。
他算了一笔账：“在学员收费中，负责招生的拿40%，交给国外学校20%左右，请老师上课占20%多，我们公司能拿20%。”
“招生是利润最丰厚的环节”，他说，在北京，许多公司办公地点选在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校内或附近，或者租赁教室、聘请校内老师，就是为了骗学员报名。
除了“傍名校”，还在“洋文凭”校名上花尽心思。有的编造一些“极具吸引力”的国外大学名称，如美国内申大学、美国理工大学等;也有的用亚伯拉罕·林肯大学等与美国一些名校相似的名称误导学员。
制作“山寨版”教育部门网站是迷惑人的另一个惯用手段。“洋文凭”造假公司先在互联网上模仿高校网站制作一个“山寨”网站，然后到处发布学校简章及招生宣传信息，之后再仿制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网站，进而对自己颁发的学历证书进行“认证”。
余某透露，在北京，从事“山寨洋文凭”业务的公司有100多家。在国内，负责产业链中培训内容的公司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几大城市，而负责招生的公司则遍及全国各地。他预计，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至少有几万人。
“我的公司从注册开始，一直没有相关部门上门过问业务。”余某说。监管的缺失，导致各种“教育咨询公司”批量生产“山寨洋文凭”。
企业高管为何趋之若鹜
近年来，国内不断曝出知名企业家“洋文凭”造假事件，引发公众关注。 海淀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透露，仅今年1月至5月，该院就受理7起利用国外假学历实施的犯罪案件。涉案的339名受害人中，八成是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的高管人员，甚至还包括杜邦中国集团公司等知名企业的高管。
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正规国外大学文凭不可能只花钱买。为何众多企业高管仍对“山寨洋文凭”趋之若鹜?
“说实话，大部分学员是冲着‘洋学历’的光环来的。”余某说。
科普作家方舟子10多年前就关注“洋文凭热”。他说，许多人就是为给自己脸上贴金，觉得“洋文凭”在手很有面子，而造假公司正是利用这种崇洋媚外的心理才行骗成功。
“民营企业老板一般学历较低，文化层次不高，也希望能学点东西”，余某说。但不少企业高管没有时间或者不想长期学习，这样就为宣称“短期内能迅速获得学历”的“山寨洋文凭”诈骗提供了广阔市场。
学历造假是诚信缺失的突出表现。有关人士说，国内一些花钱买假文凭者即使被曝光，也不会受到严厉惩罚，“这在社会诚信体系健全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饶明党等人表示，目前国内教育培训市场亟待规范。特别是“洋文凭”市场乱象丛生，急需加大打击力度。教育、公安、工商等部门应对各地教育培训市场专项调查，对违规与境外合作的机构专项整治。姑息造假者，等于丧失政府监管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