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的审计结果表明，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如果按照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全部转化为政府偿债责任计算，债务率为70.45%，还远远低于80%—120%的国际风险警戒线。
笔者以为，以国际风险警戒线来衡量中国地方债的风险其实并不科学，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承受能力其实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首先，中国经济还处于高增长阶段，近年来全国年度财政收入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财政收入的高增长能够为偿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此同时，近年中央政府一再要求各级政府要严控“三公”消费、削减政府行政支出，并取得了一定的时效。“开源”和“节流”并举，这决定了中国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已经大幅提升。
其次，中国拥有规模十分庞大的国有资产，今后出让部分国有资产解决债务问题也未尝不可。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也可使政府摆脱债务缠身。此外，部分债务可以以股权形式转让，也是出路之一。上述优势恐怕都是西方国家不具备的，这决定了中国的债务承载能力大大超出西方国家。
熟悉西方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其实也无不是债务缠身。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在17—19世纪，由于国家经济建设、对外扩张需要大量资金;同时由于战火不断，政府更是需要海量的军费，因而政府无不是负债累累，债务规模甚至达到当时年度财政收入的100多倍。但政府正是通过大量的举债，促进了当时国家经济的腾飞，财政收入也大幅增长，债务问题便在数十年内随之化解。
如果以当时欧洲的债务水平作为参考，中国目前的债务水平应该说还处于极低的水平。虽然不能完全类比，但这足以说明中国地方债务总体确实还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
但目前看来，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却造成了不少市场恐慌，形势并不容乐观。云投集团的重组引发了债市的恐慌抛售，部分融资平台的举动还遭遇了银行的停贷。应该说，市场对地方债务问题反应过度，而这种过度反应实质上折射出，市场对地方政府主导的部分行为的不信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地方债危机的根源不在债务本身，而是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危机。正是对地方政府的某种不信任，才导致了市场对政府主导的市场行为充满质疑和抵触。
当前强化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建立契约型政府，对化解地方债务问题十分必要和迫切。如果缺乏市场和公众的信任，大量出现停贷和债券抛售，地方再融资遭遇“断供”，本不严重的债务问题可能会迅速恶化。相反，只有给地方政府再融资的渠道，允许其以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债务问题才能在发展中得到逐步解决。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强化公信力建设，赢得市场和公众的信任和信心，才能为解决债务问题赢得时间和空间。
地方政府必须明白，债务本身并不是危机，危机的本身在于是否能取信于市场，信誉的丧失则可能使政府的偿债能力大大下降。倘若此番地方债务问题能促成地方契约型政府的建立，这场“危机”不能不说是一场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