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普下调美债评级，引致全球股市大幅波动。眼下还很难判断这场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将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毋庸置疑，这增加了全球经济出现再次触底的机会。而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都将无可避免地遭受重击，甚至会出现零增长。
过去两三年，很多从事出口的中小企业的工资成本上升了一半多;原材料价格的急速上升和企业资金链的紧张，更是令中小企业雪上加霜。若再遭遇明年出口订单减少，那将有不少企业无法承受员工再大幅加薪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明年工资上升的幅度可能远低于过往两年的水平，这会对消费造成负面影响。
既然2008年-2009年的刺激经济政策再次出台的空间相对有限，那么政府可以做：
第一，尽早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较快解决，那么悬于银行头上的一个很大风险将得以释放。经过这轮“整顿”后，银行的财务状况将变得更强，更有能力去支援和满足其他社会部门的融资需求。至于中央和地方未来的基建项目，可直接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发债来解决，不再需要依靠地方融资平台这类“曲线融资”途径。
第二，政府应该考虑减税，特别是增值税。2011年，增值税作为最大一项，占到了整体财政收入的26%，给企业的负担非常大。以2010年1月-11月为例，根据统计局的数字，整体工业税前利润约3.9万亿元，占销售收入的6.2%。但同期增值税为1.8万亿元，接近于税前利润的一半。增值税对中小企业的压力尤为厉害，因为后者的毛利率一般很低，而增值税的征收基础是企业的增值部分，提征水平高达17%。这种税务安排对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压力相当大，因为工资支出不在抵扣范围。若企业是以内销为主，则情况更差，因为得不到任何出口退税。
第三，政府可以做和应该做的是打破国企对资源、公共事业、电信、银行等金融行业的垄断，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大的生存空间。如果大家比较一下互联网行业(以民营资本为主导)和传统媒体行业(由政府事业单位主导)，就可发现互联网/新媒体这个产业的活力和增长远高于后者。
最后，政府应借这个机会向民众灌输一个思想：我们不可能也不该无休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整个社会应开始注重达到一种正常而具可持续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