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品产量倍增的“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资源过分消耗、环境重度污染的“最坏的时代”。资源危机不是快要到来，而是早已来到，稀缺的资源性产品，早应该迎来“稀缺”的价格。
我们的资源品价格在反映其真实利用情况时常常滞后，根源就在于过度依赖能源消耗的增长模式，以及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已经不合时宜。
“富则十块当作一块用，穷应一块掰做两块花”，种种数据反映出我们早已不是“资源富翁”。
因此，“十一五”时期还未取得重大进展的资源品价格改革，将成为“十二五”时期的重头戏。微观经济的价格改革将成为宏观经济大转型的序曲。
“失灵”的价格信号灯
价格往往是市场经济运行情况最灵敏的信号灯，信号灯失灵轻则造成“交通拥堵”，重则引起“车辆”不明方向、互相碰撞。
政府主导资源品价格为何会让价格这个信号灯失灵?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资深电力专家沙亦强认为，我国现行资源品价格机制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它曾在一定时期指挥了我国复杂的经济“交通状况”。
“我国近些年经济的高增速离不开资源品价格的相对稳定。”沙亦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资源品价格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充当了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项工具，“例如在煤价逐渐放开，价格上涨的时候，仍有电价作为‘防火墙’，以此来保证工业生产不会因为承受不了高电价而停止，物价指数不会因为电价提高而不断被推高。”
而这种状况也反映出一个事实——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过度依赖。华泰联合在一份公开策略报告中统计的数据显示：油、水、电、煤等资源品在CPI中的比重约为8.4%，在完全传导的假设下，各类资源品每涨价10%，将带动CPI上涨0.85个百分点，而且管道燃气、柴油、液化天然气价格的变化与PPI和PPIRM也具有相关性。
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对价格“把控不严”，资源品价格完全传导的情形下，物价与制造业将面临极大挑战，这与我国前段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策略是相违背的。
但反向推导，资源品政府定价模式，是人为割裂了资源品本身价格与以其为原料的产成品价格的传导关系，从而让这盏信号灯日渐失灵，现在国际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旧价格机制”的马车显然已经不能再上“新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
“市场经济中的资源品价格，首先应该反映市场真正的供需情况，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沙亦强说，目前我国之所以经常出现资源短缺或局部过剩的矛盾，与价格未能充分市场化有关。
电荒、油荒、气荒无一不是例证。如果电价能和煤价“联动”、缩短成品油调价周期以及不设浮动限制，则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源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让资源的配置更符合实际需求。
“而在新形势下，资源品价格还应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与环境成本。”记者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无论是政府定价还是政府指导价，采取的都是成本核算法，而缺乏对资源稀缺程度与环境成本的反映。
有专家一针见血指地出：“此种价格缺陷直接导致了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占据主流地位。”但在严峻的资源与环境形势下，如果沿用以往的“三高一低”增长模式，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不仅违背政府调结构、转方式的指导政策，更将使我们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被动。
“目前我国依靠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输出廉价工业品，暂时使出口增长得到保障，但也造成我国汇率被低估;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到来，可利用资源储量降低，人力成本和要素价格不得不涨的时候，对缺乏技术支撑的中国产业来说将可能是灭顶之灾。”
告别“一步到位”方法论
资源价格改革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上世纪80年代末资源价格改革方案已经形成;2005年10月发改委召开了“资源价格改革研讨会”; 2009年“资源价格改革”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列为首要工作。然而，或因利益分配的复杂性，或因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政府保民生的顾虑，历次改革一再被延迟。 而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人们再次关注这支“老调”如何“新弹”。
在年初的“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深化资源价格改革与环保收费改革被并列提出，“十二五”期间资源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表述为“ 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并在具体做法上涵盖了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推进环保收费制度改革和建立健全资源环境产权交易机制三大方面。
经济学家辜胜阻曾指出，中国制造业现在面临“三荒两高”,一是用工荒，制造业用工成本至少涨了20%，有的甚至涨了50%;二是钱荒，得不到贷款;三是电荒，特别是江浙停电对制造业影响较大。两高则是高税费、高成本。企业要么向上走转型升级 ，要么向外走海外拓展，否则就会向下走被淘汰。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趋势，钱荒、税重、电荒则分别对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素价格政策，都是政策可作为之处。”另一位经济学家巴曙松明确指出，“十二五”时期的政府政策中，要素价格改革将与货币、财政政策同等重要。
上述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似乎都将一种“多箭齐发”的新改革思路置于更重要的地位，而非过去“一步到位”的“多了限、少了涨”、只动价格的方法论。
“不是要不要改，是怎么改，从哪里改”，沙亦强直言，“资源品价格改革的根本是体制改革，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要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即降低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从而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价格改革与配套措施需同步推进
华北电力大学电力市场研究所所长张粒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价格充分市场化是要建立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因此价格改革要与一些体制、财税等配套改革措施同步进行而不是单一先行。
“这包括培育充分竞争的市场主体，以及建立清晰的市场交易规则。”沙亦强以电价改革为例，指出要使电价充分市场化，发电端要有发电企业间的竞争，配售电端应有售电公司的竞争，这样竞价上网才有可能，终端用户才能比价买电，同时，对输电成本的核定要更清晰透明。
“国家之所以叫停了原本实施的大用户直购电试点，是因为现在还不具备做直购电的条件，放开售电权只会变成个别耗能产业享有‘优惠电价’。”沙亦强说。
申银万国市场研究总监桂浩明对本报记者表示，大力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阶段可能会因价格变化过大对市场产生影响，特别是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资源品价格不宜剧烈波动。
“在资源品价格满足供需和反映真实性两种功能时，政府扮演的角色不应是决定价格，而是用财政、税收等政策去引导。”沙亦强说，这也体现了价格市场化改革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价格，而是以市场定价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思路。
今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资源税即是政府用税收政策引导市场价格的一个例子。根据新资源税规定，油价和气价由从量计征转向从价计征，即从以往按开采数量征税正式改为按销售额征税。
开征资源税体现的是对资源有效利用、有偿使用。有权威机构以2010年的资源产量和企业销售额分别计算，征税方式的不同让企业多缴税上百亿。
诚如沙亦强所言，低效率、低环境成本的资源价格严重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资源品价格改革是不得不走的一步，尽管在价格市场化的初期，的确会给出口以及一些传统产业造成不利影响，“但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项早该启动的改革已经停滞了很长时间，在产业结构亟待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型的现在，决策层已经从过去“欠账”给现在造成的矛盾中，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改革最好的时机，只有不得不做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