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1月22日电：对美债危机外溢效应心有余悸，全球密切关注美国国会削减赤字特别委员会的谈判结果。然而，委员会却于21日宣布，其减赤努力以失败告终。它清楚显示，即使这样一个“超级委员会”，也医治不了美国政治决策低效、利益左右政治责任的顽疾。
“超级委员会”凸显经济艰难时刻，美国政治制度难用有效的决策应对危机。一如共和党参议员斯诺所指出，“在国会坚定走向不幸的低效中，这代表了又一个令人遗憾的里程碑”，“这幅功能紊乱的画面告诉美国人，他们的政府不能为克服主要挑战提出方法”。
决策低效浮出水面，深水处是美国政治运作中的利益推手。“超级委员会”曾被寄予厚望，被称为“改变美国财政运行方向、创造更好就业环境的黄金机会”。它也被赋予“超级广泛”的权力，并且如果委员会多数成员达成方案，众参两院必须不作修改地进行投票。与此同时，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脆弱时刻，其重要经济决策对世界影响不言而喻。但即便如此，“超级委员会”的多重责任很大程度上仍让渡于利益影响。
委员会分歧核心在于：共和党反对增税，尤其是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增税，而如果不增税，民主党就不肯在削减联邦养老金和医疗补助方面过多让步。分歧不仅是核心价值的差别，更反映了背后不同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月间，不同力量不停角力。比如，反对增税者在国会推动“代言团体”行动，70多名共和党议员发出公开信，要求委员会不要采纳任何增税提议。在美国大选不断升温的时刻，为争取自身选民支持，反映在“超级委员会”的较量更加激烈。美联储前副主席里夫林深刻指出：立场迥异利益团体的影响和大选前两党毫不相让的政治氛围，是“超级委员会”失败的重要原因。
金融危机后，从被称为“大萧条”以来最严厉金融监管措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一再妥协，到美债危机两党争斗，直至“占领华尔街”活动反对资本与政治联姻，政治中的利益指向不断显现。“超级委员会”没有摆脱两党“双输”的结局，与其说输给了对手，不如说输给美国的政治顽疾。
“超级委员会”迎来结局之际，它的一些成员在电视上相互指责对手。这是人们似曾相识的一幕：国内无法决策时，指责对方;自身增长乏力时，到别国寻“替罪羊”。从近期美国参议院通过旨在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法案，到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罗姆尼等人不负责任的对华贸易鼓噪，本质都是缺少责任自省。
对于“超级委员会”的黯然谢幕，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指出，这表明“华盛顿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无力”。也许，美国政界当前需要思考的不只是减赤法案，更是出了问题的决策机制和自己的责任。
